王学仲“现代文人画”的理论与实践(2)
从学术根基来看,王学仲出身于齐鲁大地深受孔孟儒家思想熏陶的书香门第家庭,地域文化与家学传统共同塑造了王学仲的学术思想根基。滕州市(原滕县)是王学仲出生与成长之地,这里是墨子的故里,东临古琅琊临沂王羲之的故乡,北面是济宁(邹城和曲阜)孔孟之乡,文化和艺术的血脉自古传承有序。山东大学教授张知寒曾撰文说:“我们故乡老一代的学人,多崇尚《四书》《五经》,犹雅爱《周易》,所谓天道、地道、人道之学,也就成了我们家乡老一代学人的传统学问。学仲同志的先严履安公,除精通古典诗文之外,也以此为重点。”可以说,儒学思想是王学仲黾学体系构建的学术思想根源。
从“文人画”产生到其发展再到王学仲提出“现代文人画”,这一历程的演进有着隐蔽而强大的驱动力支配,此动力正来自中国儒学。中国儒学的发展有赖于代代传承,朝代更替而学脉永继,从先秦的孔子时代直到今天,虽然有过两次面对外来文化的强烈冲击,但恰恰由于外来文化的介入才使得儒学得到二次会通融合的发展。第一次是面对印度佛学带来的思想挑战,积极地融佛入儒,形成以孔孟易学心性之学为核心的宋明理学。第二次是在近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工业文明带来的科学与民主等新文化思潮的冲击,部分学者通过吸纳、融合、会通西学,试图开出新外王(科学和民主),寻求一条属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道路。
“文人画”之所以高蹈于两宋,元明推上最高峰,与宋明“新儒学”的发展密不可分。我们再来看“文人画之要素”:人品,学问,才情,思想,也恰恰是宋明理学所追求性德之要求。
王学仲的“现代文人画”毫无疑问属于“文人画”范畴,确切地说是文人画发展到现代结合时代审美与艺术自身发展规律而成的,我们也可以称之为“新文人画”。“文人画”绵延于宋、元、明、清乃至民国,其发展受到西学传播的影响,注入了新的艺术审美与价值评判标准。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所谓的“近代”与“现代”。然而这里为什么还要称其为“现代文人画”?这应该存有两方面的合理因素:其一是为了突出这个时代的“现代性”,其二是为了更好地和儒学的发展脉络相观照。“现代新儒学”是王学仲“现代文人画”的内在驱动力量和学术思想根基。
王学仲的现代文人画艺术理论有其自身的一套语词体系,重意会不重形式,这与其深厚的国学素养和中国哲学的主体情感思维不无关系。除了重视国学与中国哲学的修养之外,表现现代性是其艺术理论与实践的追求。王学仲曾说:“现在文人画已经不再具有超形的韵味,没有了哲学的内涵、生活的趣味,已经失去了文人画的本质美,而只剩下了外表的夸张造型,实在是令人失望。”这句话强调了王学仲所追寻的现代文人画最重要的是其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画家在以高超的技法为表象将客观物象展示给观赏者的同时,其创作必须能够承载文人画的精神思想,也必须是一种艺术的自觉精神。
重写生、倡创新是王学仲艺术创作中的科学精神,他不是简单地模仿,而是去研究,抓住精髓并将它们融入自己的作品中。他认为,画面必须体现中国画的时代性、文化性、个性,从艺术的角度看现代,其“扬我国风,励我民魂,求我时尚,写我怀抱”的“四我”艺术主张的提出就是他在“现代文人画”创新实践中的理论精神支柱。王振德曾评:“学仲先生的绘画以‘言必己出'的求新精神和‘重、拙、奇、旷'的艺术格调,开拓出‘现代文人画'的新思路、新理趣和新境界。”
王学仲“现代文人画”的理论与实践是传统“文人画”面对西学、西方艺术挑战的积极探索,它暗合于“现代新儒学”的哲学思想理念,具有传统儒家“知行合一”体悟内究的特质,是一个会通中西艺术、融合儒释道三教思想的学修体系。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哲学系)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刘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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